回顾六四系列[21]:反思学运初期暴露出的问题

2012-10-12历史 政治

  本系列从第10篇到第20篇,主要介绍了胡耀邦去世后引发的大规模学潮。4月15日到4月30日这半个月,大致算是“六四学运”的初期。今天俺来点评一下,学运初期暴露出来的若干问题。


★为啥要反思学运?


  为了写这个系列,俺看了很多相关的书籍(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这里”下载)。个人感觉,很多六四书籍的评论都局限在两方面:谴责政府,赞美学生。这两方面固然要谈,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通过反思“六四运动”,吸取经验、总结教训。
  所谓“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只有更深刻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为下一波政治运动做好准备,才能更快地结束独裁统治、建立更完备的政治体制。


★关于学运的领袖


◇学生领袖是怎么来的?


  从4月15日至30日,仅北京地区就有几十个知名的学生领袖脱颖而出。除了少数几个学生领袖是之前成名的(比如王丹),大部分学生领袖在4月15日之前都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他们为何能在短短几天内就成为学生领袖捏?俺分析了如下几种成名之路。

1. 敢当出头鸟
有些人因为胆子大,敢于出头,敢于冲在前面,因而被拥戴为学生领袖。
比如:吾尔开希因为“新华门事件”而出名(当时他带头喊口号)。

2. 原官方学生组织的干部
有些人原本是官方学生组织的头头,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学潮兴起后,他们反戈一击,成为民间学生组织的头头。
比如:李进进原本是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会主席,他在4月18日带领学生去人民大会堂请愿,之后成为学生领袖。

3. 熟人引荐
还有一些人是经过别人介绍或引荐,而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
比如:封从德是北大筹委会的常委,后来引荐自己的新婚妻子柴玲参加筹委会的工作。

◇学生领袖的能力


  从上述几条成名途径,可以看出一个问题——能成为学生领袖的人,未必是能力强的人。
  俺不否认,某些学生领袖具有很好的口才、具有很高的热情、具有很坚定的信念。但是俺说的“能力”,是广义滴——包括更多的方面(政治素质、心理素质、意志力、组织能力、谋略、等等)。纵观整个“六四学运”,大部分学生领袖在某几个方面存在不足。
  学生领袖的能力问题是整个学运的先天缺陷。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学生领袖的能力有欠缺(本系列后面的帖子,俺会继续说这事儿)。

◇学生领袖的动机


  天朝有一句老话,叫“德才兼备”。一个学生领袖需要做到“德才兼备”才能算称职。刚才分析的“能力”问题,属于“才”;但是“德”比“才”更重要。
  部分学生领袖之所以参与学运,其实动机不纯。有些人想满足虚荣心,有些人想满足权力欲,有些人想搞政治投机,甚至不排除有些人是朝廷的卧底。
  举个例子:
  比如眼下名气很大的孔庆东,当年是北大筹委会5个常委之一。作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领袖,若干年之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为毛派的主力干将。俺不得不怀疑,此人就是一玩弄政治的投机分子。(也有其他人怀疑孔是官方的卧底)


★关于学运的组织


  说完学生领袖的问题,再来说说学生组织的问题。
  胡耀邦逝世后不久,各个高校的民间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来。由于成立的时间很短,成立的过程很仓促,造成如下一些问题:

◇领导层非民主选举产生


  由于学生组织的领导层不是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产生,容易产生权威性的问题和可信度的问题。
  为了让大伙儿加深印象,举一个特典型的例子。
  4月21日,吾尔开希在北师大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
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成立了。
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一律解散。
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希望尚未登记的各系同学,尽快来西北楼登记(编程随想注:西北楼是吾尔开希的宿舍所在地)。
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愿意接受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领导。
  大字报的落款是:“吾尔开希,北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然后,吾尔开希就成了北师大学生组织的头头了(是不是有点讽刺?)

◇组织结构不合理


  很多学生组织在章程里都提到“民主集中制”。但在具体操作上,有些学生组织过于“民主”(导致效率低下),有些过于“集中”(导致一言堂)。
  举例如下:
  比如清华的学生组织,领导层过于弱势,重大决策都通过“400人的班代表大会”投票决定。这么搞倒是很民主,但是效率也很低。
  跟清华相反,北师大的学生组织,领导层过于强势,重大决策都是吾尔开希一人说了算。而吾尔开希本人,其实能力有限。让一个能力有限的人大权独揽,显然很成问题。

◇领导层不团结


  另外,有的学生组织出现领导层的内讧。最明显的例子是北大筹委会。
  在北京各个高校中,北大筹委会算是组织结构比较健全,民主机制也比较成熟的。可惜的是,北大筹委会的领导层很不团结,常有内讧。
  4月24日的全校大会就因为领导层内讧,搞得不欢而散。4月25日重新选出5人常委:封从德 孔庆东 沈彤 王迟英 王丹(按音序排列)。结果捏,王丹和沈彤总是合不来。合不来的原因在于:89年之前,王丹主持了北大的一个学生组织——“民主沙龙”;而沈彤主持了北大另一个学生组织 ——“奥林匹亚”,这两个组织一直是竞争关系。除了王丹和沈彤的历史恩怨,还有孔庆东这个投机分子从中掺和。这样一个常委会,谈何团结?

◇学生领袖不受组织约束


  当某个学生领袖过于强势、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出现学生领袖脱离组织的约束,甚至凌驾于组织之上。
  举例如下:
  北高联(高自联)专门有发言人制度,作为组织对外的统一接口。但是,王丹和吾尔开希一向比较高调,喜欢抛头露面,常绕开发言人制度单独接受记者采访。长此以往,导致很多人(包括媒体、学生、民众)以为王丹和吾尔开希是北高联的主要领导人。他俩后来高居通缉令的头两位,也是这个原因。实际上捏,王丹从来没当过北高联(高自联)的主席;吾尔开希只在4月28日-29日做过2天的北高联主席。相反,有些北高联的领导层做了不少组织工作,但因为比较低调,反而不为人知。

◇北高联(高自联)缺乏控制力


  说完基层的学生组织,再来说说北高联。
  北高联全称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从名称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跨院校的学生组织。在之前的博文中,俺已经介绍了北高联成立的详细经过。当时刘刚大力推动北高联成立,就是希望北高联可以统一协调各个高校的行动,为学运发挥出更大作用。
  但是捏,实际效果并不如人意。因为很多高校(尤其是北大、清华等名校)对于北高联并不买账,不愿听从北高联的指挥。
  比如俺前面介绍的427大游行,在游行前一天夜里,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已经发出通知,取消游行。但是很多高校并没有听从,还是照样上街。从这个事例就可以看出:北高联对各个高校缺乏约束力。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当时的北高联犹如联合国——名头很大,但没实权。


★关于学运的诉求


  早在4月18日的人民大会堂请愿,北大的学生就提出了著名的“北大七条”。在“六四学运”的不同阶段,还提出过另外几个政治诉求(纲领),内容都跟“北大七条”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北大七条”相当于整个学运的政治诉求。

北大七条
一 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二 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三 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四 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五 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六 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七 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但是俺个人觉得,这个政治诉求提得并不好。为啥不好捏?主要缺点如下:
1. 企图面面俱到,反而导致重点不突出。
2. 主要内容都跟知识分子有关,对工人、农民缺乏吸引力。
3. 条数太多,不好记,无法做到朗朗上口。
  上述缺点导致学运的政治诉求无法被广泛传播。尤其是无法传播到其它社会阶层(比如工人、农民、个体户、等)

  作为对比,咱们来看看其它国家成功的非暴力抗争,是如何提出政治诉求的。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强调的诉求是:黑人要有投票权
去年埃及的非暴力革命,强调的诉求是:穆巴拉克下台
  看到没?他们的政治诉求都很简单,都只强调一个重点,而且自始至终都坚持这个重点。
  诉求的好坏,不在于是否全面,而在于是否抓住关键点。一旦抓住关键点,不但可以吸引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还有利于分化瓦解统治阶层。


★总结


  聊了这么多,稍微总结一下。
  前面反思的几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点——缺乏成熟的政治组织。如果在六四之前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组织,或许就会有比较牛的政治领袖,也会有比较完善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诉求。
  当代很多成功的政治变革,背后都有成熟的政治组织在起作用。举例如下:
印度的独立运动——国大党
波兰的民主化——团结工会
南非的反种族运动——非国大
台湾的民主化——民进党

  虽然成熟的政治组织可以发挥大作用,但也不要过分神化,把政治组织当作是政治变革的必要条件。有些政治变革是突然发生的,并没有政治组织在背后长期推动(比如1989年的罗马尼亚革命)。
  关于政治组织和政治变革的关系,可聊的话题很多,考虑到篇幅,就此打住。有空的话,俺会把相关话题补充到《谈革命》系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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