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更多网友了解天朝政改的真面目，本周转载4篇谈及政治改革的文章，皆出自名家之手 :)
★《陈志武：如果政治改革不发生，经济改革能做的已经差不多了 @ 搜狐财经》
陈志武是知名经济学家。此文是搜狐财经前几天对陈志武的访谈。内容有点长，大伙儿慢慢看。（没耐心看长文的同学，直接跳到第2篇，那篇比较短）
经济改革能做的已经差不多了
搜狐财经：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头了，您认为是这样吗？
陈志武：目前能通过经济改革做的事情，已经差不多了。如果政治改革不发生，如果民主、法治、宪政制度建设方面没有进一步变化，经济改革所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当然，国有企业可以在不改变基本政治制度，不改变宪政、权力制衡架构的情况下做更多改革。但要把目前的国进民退趋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就必须有政治改革的支持。除此之外，也要从根本上对行政部门的征税权进行制约，没有政治改革这个大前提，很难做到。既得利益等三个原因阻碍土地产权改革
搜狐财经：土地产权改革的推进，是否也需要以政治改革为前提？
陈志武：基于两者之间。中国土地到现在还没有被私有化，其中有很多原因。
第一，是以往的意识形态和教科书理论误导，其流毒还很深很广。以前我们都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要取消私有制。后来就完全变成了国有、公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进行的土地集体化，一直到57、58年完成的人民公社制度，把中国的土地全部集体化、国有化了。
尽管现在看起来，把私有制看成是万恶之源是错误的，是得不到人类社会实际经验支持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在没有对政治理念进行根本梳理的情况之下，要改变以往的教科书的误导，修正教科书、修正意识形态的误导，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比较难。
尤其是重庆的唱红打黑，进一步告诉我们，以往的误导性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还是非常根深蒂固的。这样一来，不管是民众层面，还是决策层官员层面，都倾向于阻挡土地的私有化，他们还是认为土地一私有化就完了。他们没有看到世界上富裕良序的社会中没有哪个是靠土地公有富裕起来的，私有财产是法治和个人权利的基础，而土地是任何社会的最基础性也最重要的财产，如果土地都不是私有的，这个国家的法治和个人权利就少了最重要的根基了。
第二，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得到的好处实在太多了，他们当然阻挡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以后，几亿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地方政府很难再从土地中创收那么多。所以地方政府首当其冲地继续阻挡土地私有化。
第三，好多学者，包括很多的决策层官员的认识存在误区。比如他们会说“把土地私有化，那农民把地卖掉了，他们以后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了怎么办？靠什么来养活？”
实际上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北京两三千万人口，没有人会担心自己没有土地会怎么办。我们当然指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为北京的老百姓提供最后的保障。这个思路为什么不适合于农民？
历史上，那么多农民祖辈离开农业和农村，进入城市，他们也没有这种担忧。为什么现在剩下的农民就必须有这种考虑，而不能够把土地这块自己最重要的资产私有化？
昨天我参加一个博士生论文答辩，其中讲到了土地历史，讲到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土地交易市场的方方面面。以前的理解，是土地买卖让地主的剥削越来越重，普通的贫农、雇农日子越来越难过。其实这种理解一点都站不住脚。原来总是把自耕农看成是最理想、最完美的一种农村土地制度和经济形态、社会形态，＂耕者有其田＂真的是最理想的状态吗？
实际上你想一想，如果说农地都不能买卖，也不能够被租佃，都只能自己种自己的地，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为了种田，你必须得有钱，要有自己的地。你要是没有钱、你就没办法去种田，而另外一些人有钱有地但不一定会种田，可他们又不能把地租佃出去。很显然那种安排很糟糕，对大家都不利。
并不是每个农民种田的能力都很强，并不是每个农民都喜欢种田。土地不能私有买卖租佃，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没有能力种田的人也拥有土地，而有能力种田的人也没有办法去扩大生产。最后不仅人们的收入会普遍低，而且个人的自由选择会非常少。因为土地不能买卖交易租佃，许多人会被捆绑在地上了。
我们昨天讨论到的土地买卖市场，田面权都有一级、二级等多级交易市场。假如你从张三手里买了60年的田面权即土地使用权，你种田每年给他交地租，如果什么时候你发现进城办杂货店更赚钱的话，你可以考虑把已经租过来的、还有50年的田面使用权卖给李四，而李四今后不想种田的时候，可以把田面权卖给王五，等等。这样，田底权、田面权不仅可以交易、买卖，而且可以再交易、再买卖。就有了很多地权的衍生交易市场。
以前我们的看法是土地私有制导致剥削、导致收入差距。现在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这种交易改变了无地农民的生活和收入的选择。你只要有能力种田，即使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钱去购买土地，照样可以种很多地。租佃交易市场将钱和地、和种田能力三方面的生产要素给拆分开来了，于是，你只要能干，就算没有土地、没有钱也照样有很好的机会去创造很多收入。所以，只要土地私有能自由交易买卖租佃，没钱的农民反而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的来讲，土地产权改革难以推进有三个原因：第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误区。第二，有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包括地方政府，他们会不顾一切的阻挡改革。第三，某些决策智囊对于土地制度变革带来的影响，没有真正全面的专业化理解。
搜狐财经：如果能继续推进土地改革，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应该会很大。
陈志武：特别是对农民来说，影响非常大。用经济学常识来理解，如果每个农民的地差不多一样多而且不能买卖变更，那显然是非常低效的，因为一方面那样使得种田人手没法获得更多的地去种，没法出现规模化农家，另一方面天赋更多是在非农、在经商的农民又不能把地卖掉去进城，于是，各类能手都无法使自己收入增加，浪费才华。农村土地制度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民收入增长，也导致了整个经济民间消费增长乏力。我们不能因为怕几个无能或不幸运的农民可能出现的生活挑战、怕他们变为无地农民后生活没有保障，而迫使千千万万个其他农民的收入不能增长，这是没有道理的。
在工业化之前，原来的中国农民没有太多进城务工的选择。或许在历史上，这种固化的土地制度所能带来的效率损失也许不是特别高。但是，今天的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收入机会已经很多，在这种时候还通过错误的土地制度将他们固化在农地上，让他们不能卖地进城，让种田能手不能通过土地兼并进行规模化农业，这是说不过去的。
如果土地制度能得到纠正并真正私有化，那将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提供新动力。既得利益者阻碍国企产权改革
搜狐财经：您关于分发国有资产的建议获得了广泛关注和支持，包括张维迎、许小年等经济学者也在不同场合表态支持。但是从实际的政策看，好象并没有什么变动，您认为分发国有资产的阻力在什么地方？
陈志武：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者，包括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以及官员，再加上很多左派愤青。
许多人说：“国企不是也提供就业、产出利润吗？”这是缺乏常识的说法，因为国有企业占用了中国社会绝大多数资源，但没带来相应多的收益，更没有成比例地创造就业机会。现在每年90%的新增就业来自中小企业，而它们占用的社会资源尤其金融资源少得可怜。也就是说，在整个经济的资源不是无限的情况下，不是国企能否产生价值的问题，而是国企占用这么多资源、享受这么多特权但创造的价值很少的问题，是国企挤掉民间创业创新空间的问题，是国企造成各行业无法平等竞争、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的问题。
我和其他朋友都为国有企业民有化推了好几年，希望把剩下的国有企业产权，尽可能通过国民权益基金的方式进行民有化改革。但是实际政策方面并没有往这个方向迈进太多。主要是既得利益群体继续阻止这种改革。
另外，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人认为，连美国、欧洲国家也由政府收购有问题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的改革呢？
这里有很大误区。在美国，不管是花旗还是AIG要倒闭的时候，政府只是暂时接过来，是短期应对危机的措施。一旦危机过去，等花旗、AIG这些公司恢复正常，美国政府就把那些股权卖给私人，包括把通用汽车公司、AIG的股权已经卖掉一部分，以后还会继续淡出。
这些作为解救危机的手段，跟中国还是强调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安排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些人以这个理由支持国有企业发展，是很错误的。以赎买机制推进国企改革有失公平
搜狐财经：有人建议实行一种赎买机制，比如说给政府官员和国企员工更多补偿，您认为这样会不会更容易推进国企改革？
陈志武：我不赞成。因为国企员工不管是医疗保障还是退休、住房等待遇，都已经比民企、中学、小学和大学老师的好，他们跟其他政府单位雇员一样都得到了当期的优越待遇。在他们享受的待遇和收入已足够高的前提下，还要在国企股权民有化时额外给多分，这不公平。
最好是把剩下的国企股权都由现在的国资委持有，把国资委改成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同时把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的股权均分给13亿公民，而不是让有的公民多分另一些少分。这是跟50年代建立国有企业的初衷最为一致。
按照现代公司治理规则，对新改过来的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的方方面面进行治理。这样的话，当国民权益基金被13亿基民问责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公司治理、公司管理的问题。十三亿中国公民可以以股东身份参与对国民权益基金公司、对国企的监督与监管。
这样做也可以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解决所谓“战略行业”的安全问题，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工行、建行、中移动这些大公司的股权都在全国国民权益基金里，它们基本不用因为民有化改革而被拆分。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一方面受到全国公民作为股东的监督，同时也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和监管。
搜狐财经：国民权益基金如果按股份分给每一个人的话，人们是不是应该有权转卖？
陈志武：对。但是，退一步讲，即使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不可以转让、不可以买卖，亦即公民只有享受分红、享受股权增值好处的权利以及行使监督问责权利，那也比目前的状况好很多，尽管那不是最理想的状态。
搜狐财经：目前在政府层面有什么动作吗？
陈志武：除了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张维迎、许小年等学者，再加上一些退休的政府官员在呼吁外，决策层没有这方面的动力。因为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比较好，再加上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对国企进行民有化改革还难以立即成为政策。
尽管这样，我们作为学界人士还是有责任把逻辑上、实践上看可以更好的安排讲清楚，向社会解释为什么不进行民有化改革的话中国经济会难以持续增长。我们有责任向社会说明，如果不进行这些改革，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会怎样，以及国有经济对法治建设的妨碍作用。
搜狐财经：茅于轼老师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总有一天会继续推进。因为中国的社保亏空很大，以后政府要填补这个财政亏空的时候，就不得不把国企卖掉。
陈志武：西欧、美国、东欧、拉美国家在八十年代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大致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都是因为国有企业给政府带来了太多损失，使财政赤字越来越高，高到没办法实施的地步才卖国企私有化。最近我们看到的希腊也是这样，是最后在财政赤字压力下，政府才被迫把剩下国有企业产权卖掉。没有司法体系配合，证监会很难保护投资者权益
搜狐财经：资本市场的建设，对经济发展和百姓收入有重大影响。最近新上任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说“证监会必须当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者”。那么，您认为从证监会成立二十的历史看，这个机构有没有做好这个工作？
陈志武：证监会的工作很难，整个制度环境决定了证监会要一枝独秀很难。我以前的文章和书籍里面也谈到过，你要运作好一个股票市场、资本市场，需要具备很多制度基础设施。一是证监会，它可以主动监管。第二，要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要保护投资者权益，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而单靠证监会是不行的。第三，要有独立自由的媒体，媒体的监督是证监会和法院都无法代替。
证监会可以去惩罚、起诉一些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但是到最后，投资者必须有办法主动保护自己的权益。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犯，要能到法院起诉这些上市公司和市场操纵者。这时，法院是不是称职，是不是中立，是不是能够独立地根据相关法律保护投资者权益，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司法体系在过去二十年没有真正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连集体诉讼都不容许。单靠证监会一家，而没有司法体系的配合，很难保护投资者利益。即使有司法体系的配合，没有执法体系的配合也不行。公安系统、检察院系统是不是能够中立、独立地运作，坚守他们职责，又是另一块必须跟上来的制度安排。
与此同时，媒体是不是能独立监督，是否能享受到足够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也非常重要的。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的国家，独立的媒体历来都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他们的话，即使有一个证监会也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郭树清做证监会主席以来，短短几个月就推出了很多新理念、很多新举措，这非常好，让我们对中国资本市场充满信心。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证券市场的良序发展，与其说是一个监管政策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宪政制度问题，涉及到行政、立法、执法、司法部门以及媒体之间的权力制衡问题。所以我很能理解证监会面对的挑战。
搜狐财经：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您曾经指出中国的证监会不但有执法权，还有立法权。而实际上，它应该和法院、人大形成互动，由人大来制定法律的。在您看来，这些年来这种状况有什么改进吗？
陈志武：没有改进，实际上可能还有些恶化。这些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印象中没有一次就证券监管进行公开听证、问责的，人们对法院的期望也已经不再。无论是在资本市场监管、改善法律法规，还是促进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全国人大都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也正因为过去几年中国A股市场上涨了一些，尽管去年、前年跌了一些，但只要股市没有进一步的恶化，人们要求司法介入、要求立法机构的介入的呼声就不会像01、02年那么高。所以对立法机构、司法机构的压力也不像01、02年那么高。
搜狐财经：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在谈到股市的时候更多的都是关注其短期的指数表现，而不太谈其最基本的制度建设，这是为什么呢？
陈志武：大家都失望了吧。因为人不管怎么样，都很现实，也必须做一些心理和预期方面的调整。这么多年下来，只要政治改革没有进行、宪政制度建设没有真正进展，大家抱怨再多也不可能对现状有太多的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把注意力往别的地方放，不在一个没有办法改变太多的事情上让自己自讨没趣，让自己痛苦。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已经疲倦了，所以就回避这个话题。不过，现在郭树清主席让人们重新有希望。中国早就应该终结审批制
搜狐财经：今年全国两会的时候，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建议逐步改变公司上市的审批制，改为注册制。但郭树清在答记者问时，好像认为应该继续保持审批制。您认为是审批制好还是注册制好？
陈志武：注册制更好。中国早就应该终结审批制。道理很清楚。在审批制下，中国的上市公司质量、可信度变好了吗？没有。那么多公司在造假，照样还能通过审批。
就好像人民网这样的公司，也可以通过审批。人民网的一家子公司，2010年收入等于0，但是利润居然可以有一两千万。这是怎么回事？它在09、10、11年有税收方面的优惠，但这些优惠都是为了包装上市时补加的。按一般规则，你没有收入的话，你本来就没有税。更何况股市给股票以市盈率时，是针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增长而来的，不是对这种随机税收优惠而来的。针对这种情况，发审委应该看到其中的问题，但是发审委照样批准人民网上市。
更不用说过去十几年，这么多公司造假那么严重，但发审委也没有在审批的过程中把它们挡下来。既然这样，还不如都放开，强调注册，保证各个公司的信息是准确的，不能有虚假陈述，不能漏掉一些重大事项的公告。只要能做到这些，就可以让投资者自己去判断是否购买相关股票、愿意花多少钱买。可能很多人会说，中国的很多股民没有这些知识，也不愿意对上市公司做很多认真的研究。但是人就是这样的，只能通过让他们经受挫折才吸取教训，逼他们去关注这些上市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这样才能让股市变成良币驱赶劣币的机制。不能分辨好坏的股市只能导致劣币驱赶良币。
以往审批制什么都管，反而让广大股民们和机构投资者没有自己去做调查和研究的激励，受损失后当然也把责任推到证监会。政府什么都管之后，社会就容易变懒，出了问题当然也会怪政府。但是，如果像李剑阁说的那样，从审批制转变到上市注册登记制，刚开始很多投资者可能不习惯。但是很快的，通过损失他们会被教训的慢慢习惯，慢慢知道自己对自己负责，而不是指望证监会帮他们。所以，为了做李剑阁建议的这种改革，一个办法是慢慢试点，先让一些公司只注册就可以上市，慢慢转变到所有公司满足注册要求就可上市。最后，整个市场就会习惯这样的体制。发改委干预导致猪肉价格产生更大波动
搜狐财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最受人诟病的还是发改委。那您认为发改委对经济管制都表现在哪些方面？最大的危害有哪些？
陈志武：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包括项目审批、项目监督管制、产业政策、价格管制等等，都是发改委影响中国经济的方式，也是他们造成资源配置错位、低效的具体手段。
比如说猪肉行业。过去这些年，发改委对养猪农民、生猪物流、猪肉价格等进行干预，包括补贴扶持，使这些年的猪肉价格大涨大跌，涨跌幅度被放大了很多。
发改委在猪肉行业的政策往往是滞后的。一旦猪肉价格涨了很多，他们就会鼓励农民去多养猪，给他们各种帮助。这样一来，接下几个月后猪肉供给大大增加，导致价格猛跌。其实，因为肉价涨了以后，农民自己也有更多激励去养猪，使几个月后的猪肉供给增加，未来几个月猪肉的价格自然会降低一些。
但是，有了发改委的帮忙后，未来肉价降低的程度比自然状态下的肉价降幅要多很多。一旦几个月后的跌幅被夸大，接下来这一年的养猪农民数量会大幅减少，比自然状态下要减少得更多。于是，一年半至两年后的肉价又要因为短缺严重而更加猛涨，依此恶性循环下去。我们看到，由于发改委的介入，猪肉价格要么涨得冲破天，要么跌入无底洞。为什么不能给自然市场秩序足够的机会呢？发改委太相信人定胜天了。
搜狐财经：发改委全称“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是它好像对经济发展和改革并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反而在起一种阻碍的作用。那么，从机构改革的角度看，您有什么建议？
陈志武：在朱镕基做总理的时候，政府精兵简政，政府从经济领域退出，国有企业民营化等，这些在朱镕基时代做的非常多。当时，报纸和政府会议上谈这个话题也是最多的。
但是，在过去九年里，缩减政府行政人员、精兵简政、国有经济通过民营化不断缩小，等等，这些话题在媒体上不再经常出现。因此，发改委尽管是叫“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实际没有推动改革，也就不奇怪。
这个问题不只是发改委的，其他部委也如此。他们只有行使权力的冲动，没有被问责的机制。结果，发改委也好，其他部委也好，都是权力很大，但是责任没有多少。权和责都没有相对应，最后不仅这些机构失控地膨胀，而且权力往不该去的方向扩张。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系统性局面，都是因为全国人大没有发挥作用，他们没有对行政权力进行制衡。有些国企高管在拿国企的钱作政治投资
搜狐财经：温家宝总理曾在很多场合不断的谈到政治改革这个话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他也说中国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的改革。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您觉得经济改革是不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
陈志武：温总理说的很对，道理也简单。一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几年，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主要依赖投资，依赖出口来带动，而不是靠民间消费来带动。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征税权失控，使国民收入转移到政府口袋里的比重每年都以非常快的速度上升。当越来越高比重的国民收入进入政府腰包，而不是进入老百姓腰包的话，必然使得政府投资越来越多，民间消费增长的收入基础越来越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改革没有到位，征税权没有得到制约，导致了国富民穷局面恶化，这是宪政问题。
还有国进民退，政府拥有的国企资产和土地很多。在政府权力不受制约的大背景下，国进民退在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三四年越来越强化，趋势很难控制，就不奇怪。因为在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环境下，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权力就难以被制约，国有企业就有了自己扩张的本能。这样一来，政治改革不进行，就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同时是经济问题，会影响到整个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以及增长带来的收入在政府、权势者和老百姓之间如何分配，最后影响到收入分配结构，财富分配结构，就业增长等方方面面。
第二方面，政治改革之所以很重要，也是涉及到中国今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会高还是低的问题。比如说，如果还不进行政治改革，一方面国企规模会不断扩大，而同时国企高管的权力继续不怎么受制约。试想想：很多国有企业很有钱，它们的资金会怎么用呢？它们会在乎效益吗？不会的，因为做好了对管理层个人收入没有影响。如果我是大国企的高管，如果每年我企业有几十亿甚至上千亿的投资资金可以用，那么，我会怎么花钱、往哪些方面投资呢？因为对我来说，投资回报好坏对我个人经济上没影响，但我知道作为国企老总，我追求的是更快地在政治权力上上升，那么，我可能会利用手中的资源到一些市长、书记未来政治前途非常好的地区去做投资，去他们那里投大项目，因为今天拿国企的钱帮他们制造政绩，等他们升官后不会忘记我的，这是政治投资。这种投资，经济效率不会高，因为效率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反正跟我个人没有关系。如果太多国企都这样做，就造成了中国的银行以后的呆坏帐，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全国财政挑战会越来越大。财政危机、金融危机会因为政治改革、国企改革的迟到而升得很快。
法国很多学者对法国的国有企业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们发现法国国有企业那些老总们，尤其是在他们要参加竞选议员席位或者某官位之前的几年里，会把自己管控的国有企业投资尽量偏向于对自己政治前途有利但会带来很多投资损失的项目上。在法国，尽管媒体监督很自由，但国企领导在参选前还是会不顾经济效益地做政治性投资。在中国，这种现象就更加多了，只是他们投好的方向跟法国国企老总的不相同。
搜狐财经：过去几年到重庆投资的国企是不是很多？
陈志武：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北京房价高得离谱，离合理价位还差很远
搜狐财经：前段时间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房价跌到 20% 的时候政策就会转向？
陈志武：现在看来不需要 20%，跌 10% 决策层就会挺不住了。未来几个月很关键，很多房地产信托产品面对偿还压力，那时候有多少房地产公司能挺得过去？这是决定未来几个月房价到底是跌很多还是不怎么跌的关键因素。但是，现在总的看，银行信贷已经有所放松，特别是对住房按揭贷款有选择地放松了，不管是住房按揭贷款利率，还是贷款审批速度都有改善。
搜狐财经：前一段时间也有很多人在讨论各个地方的合理房价。在你心目中有一个合理房价吗？
陈志武：主要参照有两个，一是老百姓收入水平，一个是其它国家的情况。我知道许多人总喜欢说中国不一样，短期看可能如此，但经济规律哪里都一样，而且每个国家在泡沫发生时都说他们跟别国不一样。以纽约为例，纽约的房价和北京比差不多。几个月前在曼哈顿最繁华、最贵的一个区的100平米的房子，要130万美元。如果按照纽约一般人收入在四万美金一年算，130万除以4万，等于是一个普通纽约的人32年的工资。北京一百平米的房子按照3万一平米，也要300万。对于可支配年收入是3万的北京人，需要一百年才能够买得起一百平米的房子，显然北京的房价是太离谱了。
搜狐财经：按照总理所说的要回到合理价位还差很远。
陈志武：对。
搜狐财经：有很多既得利益在那儿……
陈志武：当然，北京房子的合理价格相对于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之比，可能比纽约要高一点。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安排是非常歧视性的，都重点优待北京人，不管是医疗条件、教育机会、科研与就业机会、以及各方面福利，都是北京远高于其他省市，更高于地区市和全国县城，把其他地方的人都变成二等公民。不管是进入北大、清华、其他一流大学的机会，还是其它方方面面的社会福利，全中国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大多数都在北京，学界也是北京最好。这些制度让谁都想往北京挤，所以，北京房价是会超常地高，会合理地更高。
纽约并没有这样，在美国社会里，纽约并没有享受北京那么多方方面面的优惠、垄断地位。中国人民想搬北京的倾向远比美国人搬到纽约的倾向高很多很多。当然纽约有另外一个好处，它是世界人民向往的地方，想到纽约买房子的人数可能比想到北京买房的世界人数多很多。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也许纽约跟北京的合理房价应该差不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算，现在北京的房价太离谱。
★《许小年：政府成为最大利益集团 @ 搜狐博客》
考虑到陈志武那篇的内容比较长，怕有些网友没耐心看，再转一篇短点的。
许小年是知名经济学家。此文的主要观点是：改革开放形成的众多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涉及到政府利益，单靠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根本解决——只能靠政治体制改革。
谁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它是裁判员，是吹哨的，它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什么？第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第二，政府对整个经济全方位管制，而且管制有越来越严的趋势。第三，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要素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管制，再加上政府对资源配置非常强的影响力，我们的要素市场极度扭曲，价格信号也是扭曲的。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
那么，改变体制的难度在哪里？难在利益格局。在这些体制下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3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已形成，从公民社会发展看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象，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而不能是过去的铁板一块，全国一盘棋。但是，不健康的是什么？
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和中央保持一致，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而社会又没有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博弈的结果往往由政府来裁决，而不是按照所有利益集团所同意的、事先确定的规则来裁决博弈结果，这是不健康的。
第二，在形成的众多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也是非常不健康的。谁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它是裁判员，是吹哨的，它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
涉及到政府利益，单靠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只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包括十七大的报告，总书记讲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讲得很具体：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市分开等。但目前的趋势非但没有分开，而是结合越来越紧密，政企结合越来越紧密，政资结合越来越紧密，政府和市场结合越来越紧密，成了紧密结合的利益主体。
政府的经济利益没有必要去回避，它是很现实的存在。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假装没看见，还假设政府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应该假设政府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用公权力为自己谋利。然后，我们再谈如何找到解决办法。
等待危机倒逼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思路不太对；但是，假设政府应该退出经济，不应该在市场中谋利益，应该严守职责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王力雄：薄熙来与中共“机械化”》
王力雄是知名异议人士、作家。著作有《黄祸》、《天葬——西藏的命运》、《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等。
此文原载于《阳光时务》第18期。文中主要强调：党已经彻底机械化——党内的任何人（包括总书记）都无法改变党的运作规则。
对这个论点，俺表示赞同——党内已经【不】太可能出现【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
1 权力“机器化”
重庆模式正热时，很多人都认为薄熙来会在中共十八大“入常”（当上政治局常委）。我倾向不会，但不确定。我是把薄能否入常当做一个验证：能入，说明中共尚未完全“机器化”，还有破局的可能；薄入不了，则说明中共已经完成“机器化”，也就不要指望它还能有政治改革。
我非常明白，薄若真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入常主管政法，我们的处境会更糟。但如果他入常，可能会带来变化，而破局需要变化，破局也需要中共尚未完成“机器化”。
王立军的出现改变了进程。薄的下台似乎成了偶发事件所致。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已无法验证。不过，我仍然倾向在王立军事件前，中共内部已形成隐而未发的倒薄之势。如果不是这样，仅王立军不会使其下台，哪怕其妻真有命案，也可在权力黑箱中摆平。王立军只是一个引爆点，把本可能温水煮青蛙的倒薄，变成了一场喧闹大戏。
我用“机器化”表达这种意思：非“机器化”的权力是由领袖主导，按领袖的意志运转；而“机器化”的权力不再有真正意义的领袖。权力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是机器零件，按照刚性结构相互配合与制约。最高权力只是一个位置，由谁填充不重要，但同样不能违背机器规则，更不能破坏机器自身。
这是今日中共与毛时代的一个本质不同。毛可以扭转权力方向，改变权力规则，甚至可以将权力机器打碎重建。而倍受文革之害的官僚集团，在毛之后决心不允许文革再现，邓小平推动的“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目的也是防止再出现可以凌驾于党、伤害官僚集团的毛泽东。
而薄熙来，恰好扮演了重庆的毛泽东。
2 薄的僭越
不管薄是出于理想，还是野心，他在重庆走了一条有其自身特色的路。他要消除以往单纯经济改革的弊病，不惜触动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为此他首先要得到合法性。而他要消除的弊病和触动的格局正是经济改革的产物，已经占领经济改革的制高点，这使得他只能从政治领域寻求合法性。
中共的经济改革全盘否定了毛，但是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政治上却一直抽象地尊崇毛，而毛的思想恰是直指当今弊病，这给薄利用毛留下了空间，也给薄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护身符。薄搞“唱红”是为了展示这种合法性，同时是利用集体记忆对民众的动员，虽然被外界视为闹剧，对薄却是十分必要。
薄的“打黑”则是为了克服权势集团的抗拒。他空降重庆，人地两生，从何下手才能打破掌握地方权势和资源的地头蛇联盟呢？¬既然权势集团几乎人人违法，法治就是“合法伤害权”，想打谁打谁，也就成为打破抗拒的最好工具。不过，完全按法律程序也不行，权势集团有权又有钱，可以把法律玩弄于股掌。薄必须甩开法律的束缚，把“打黑”变成“黑打”。李庄案就是一种宣告：老子不跟你们玩法律！
“黑打”靠谁？一个和当地没有利益牵连的酷吏——王立军就是这种角色。还需要暴力机器的效忠。薄通过让重庆数万警察全部重新竞争上岗，以得到这种效忠。
历史上酷吏可以权倾一时，然而树敌太多，太过跋扈，几乎都无好下场，主子也会在达到目的后将其抛弃。聪明的酷吏需要保护自己，王立军在为薄当鹰犬时没有忘记这一点，并在最终关头铤而走险。他太知道黑箱之黑（亲手制造无数），因此进了有阳光的美国领馆。
薄随即被装进黑箱，遭到同样黑打。黑打并非他的发明，也非他首先使用。
薄唱红打黑，为的是排除阻力，在重庆实践自己的路线，为党找到出路，用以换取常委之位，再推广到整个中国。这中间到底是哪一步不被机器化的权力所容，必置他于死地呢？
3 卡里斯玛与平庸机器
薄在刚被免职时，豪迈地宣称经历了文革的他不怕小人，那时他肯定没想到自己会被扔进搅拌着贪污、谋杀、奸情乃至间谍的龌龊粪坑。对他而言，即使倒台也只有路线斗争才与其高贵身份相配。然而除了温家宝最初暗示过路线分歧，后面的定调一概只有刑事犯罪。
这就是目的：不能让高贵者高贵！就是要让所谓的太子卑污化！机器化的权力最不能容忍卡里斯玛式人物（以个人魅力和威望获得大众追随与效忠的领袖），那是最不稳定的结构，可以被领袖任意改变，官僚安全也最无保障。中共要防范文革重演，首先就要防范卡里斯玛再现。
温家宝曾暗示薄退回文革，其实薄的重庆模式和文革并不沾边，可以让人联想文革的主要是他的卡里斯玛，包括“唱红”的群众运动，尤其是“打黑” 伤害权势集团，踩到了权力机器的底线。今日中共接受的老大是辨不出面目的“Who’s Hu” 、“Who’s Xi”。“不折腾”的平庸是官僚集团最爱。如果重庆的卡里斯玛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变成中国的卡里斯玛。如果靠折腾可以入常，将有层出不穷的小卡里斯玛纷纷效法，党将再无宁日。正是设身处地考虑中共机器的这种逻辑，我才认为即使没有王立军，薄熙来也不能在十八大入常。
对于权力机器，王立军的价值在于把事件刑事化，有利于对薄熙来卡里斯玛的去魅，摧垮其道德形象。路线斗争是不会公开提的。一是中共的路线斗争几乎总是好人挨整，早已不被民众相信；二是今日中共的意识形态挂羊头卖狗肉，进行路线论战只能自取其辱，反而会进一步提升薄熙来的卡里斯玛。
薄熙来事件是对党内僭越者的杀一儆百，会促使中共进一步机器化。对这一点，国内外很多人都没看清——中共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产生分裂和混乱，而是从此更加一统、有序和稳定，也就是更为彻底地机器化。
★《何清涟：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动力》
何清涟是知名经济学家，代表作《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因受党国迫害而移居美国。
此文从“基层民众、既得利益集团”这两个角度，阐述了政治改革难以发生。虽然发表于2004年，如今看来依然切合时弊。
从90年代以来，中国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状态，完全放弃了80年代曾一度提上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一词本来包含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性变革在内，但中国政府现在却把各种政策规定的改变都挂上“改革”这块招牌，甚至许多违反社会公正、伤害多数民衆利益、只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的政策变动也一律戴上“改革”的桂冠，比如义务教育被“改革”成“教育産业化”，公费医疗体制被“改革”成“医疗商业化”，这类假“改革”之名、行敲剥民衆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改革”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充满希望的概念已经被严重异化，所有能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进步变革的改革反而陷入停滞状态。究其原因，这与两个重要因素有关，一是民衆的“圣君贤相”幻觉，二是开放以来形成“政治退出机制”导致精英集团行爲短期化。
（一）中国人的“圣君情结”与“清官梦”
中共统治之所以能维持稳定，与民衆对中共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有关。在许多民衆心里始终存在著一个理想中的中囯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党中央，这是多年来中共通过反复教育宣传在民衆头脑中定格的形像。许多民衆把目前中国存在衆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爲：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例如，河南省上蔡县有大批因卖血而感染爱滋病的农民，尽管当地政府官员把他们视爲“鬼魅”，百般打压，但他们还在期待著“唯一的青天——中央”来解救他们。那些爱滋病患者说：“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边就搞坏了”，“他们（指地方官员）所作所爲不符合共产党逻辑，共产党一贯做事光明磊落”，“他们就象国民党（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人并未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现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们又见不到。一到下面就变样了。”
中国思想界对民衆的这种认识持两种评价，部分人认爲这是民衆的策略考虑，以便通过这种表述来争取中央同情，藉此保护自己。另一部分人则认爲：民衆一直怀有“圣君情结”与“清官梦”，以爲中央政府是清正廉明的，愿将中国引领到光明之途，只是由于贪官污吏处处掣肘，那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愿意爲人民办实事的“清官”无法施展才能，结果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出现。
笔者以爲，这种“现代圣君贤相”的幻觉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文化的现代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中共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不但未改造这种文化，毛泽东时代还通过“造神”运动把这一观念推到了极致，只不过“圣君”从封建时代的皇帝变成了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罢了。几年前朱熔基就任总理时，就是被视爲“贤相” 而被赋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因而不得不承载了太多的民意和过于厚重的期望。这固然因朱个人特殊的性格一度极富魅力，但归根结底还是民衆的“圣君贤相”梦想在起作用。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民衆再次寄希望于一点：共产党高层权力的代际更替能让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上台，从而维持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共“十六大”之后，一如当年对朱熔基的热切期望一样，人们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地盼望著新一届领导人有能力有决心抑恶扬善、除*举贤，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兴旺的新时代。多数国人所期盼的“新时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共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下，中国人大多对民主政治其实并不了解，不少人还抱有西方民主制度是虚僞的这一观念——而是“新”在能够安居乐业：城市居民希望世界物质文明潮流别将自己拉下太远，农民则盼望政府能让自己维持温饱。
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梦想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衆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且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正因如此，毛泽东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规的个人权力，并且率性而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但他的继任者邓小平就不得不部分服从制度的惯性；此后的领导人一代比一代弱，因此也越来越爲现存制度的惯性所支配。领导者对现存制度所赋予的合法地位依赖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间就越小。
“圣君贤相”式幻想不仅存在于工农民衆当中，也普遍存在于知识份子当中。然而，这种幻想却一次又一次被严酷的事实无情地击得粉碎。山西省记者高勤荣因写“内参”揭露运城地区当局弄虚作假、大搞假“渗灌工程”，次年即被该地政府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诬陷而判刑12年。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副社长桂晓琦将中央政府历年来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成册出版，帮助农民了解有关的政策法规和他们的权利，结果该书却被江西省政府宣布爲“反动书籍”，强行全部收缴，桂晓琦爲逃避省公安厅的追捕被迫流落外乡。高勤荣是想藉“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桂晓琦则是想借“中央文件”这柄“尚方宝剑”帮助农民，但他们信赖的“中央”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支援或保护他们，而是听任地方政府践踏蹂躏这些有良知的知识份子。
2003年 SARS 爆发初期，中国政府按惯例封锁疫情消息，从而导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将卫生部长张文康解职，让他充当政府撒谎的替罪羊。但许多中国人宁可相信隐瞒疫情只是张文康的个人行爲，而不愿意承认这只是张按照体制运行惯例所作的反应。其实中国政府早有保密法规明文规定：“重大疫情属于国家机密，不得随意披露”，况且控制新闻以“维持社会安定团结”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国，民衆对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资讯没有知情权，而政府通过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内部文件”制度让各级官员按级别获取“内部”资讯。最近，中国一些鼓吹“现代仁政”的学者又在劝说民衆相信统治者的道德力量，继续重复这一“圣君贤相”的梦想。
笔者不否认自己在90年代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时多少也存在一些幻想：希望统治者能够爲本阶级的长期利益著想，将狼与羊的关系维持在一个能够让羊群维持再生産的临界点上，因爲双方毕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但当笔者阅读了大量有关拉丁美洲国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献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专制（或极权）国家的任何改革，毫无例外都是该国权势阶层与精英群体重新瓜分资源的过程；改革的口号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称是爲了民衆利益著想，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而在精英群体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知识精英，爲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块，整体上也必然走上与政治经济精英合流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圣君贤相”幻想之现代版的存在，也与当代中国的冷酷现实有密切关系。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的反抗能力，而新闻管制也使得民衆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在传统社会中，官民对峙所凭藉的装备虽有优劣之分，但毕竟同属于“冷兵器”时代的産品。而在如今，民衆充其量拥有热兵器时代的早期装备，而官方却拥有核武器时代的先进装备，以及资讯时代的一切先进通讯、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对称是盲人也能看见的事实。与此同时，官方还拥有发布一切资讯的权力，镇压民衆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释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阴谋颠覆政府的暴乱”。在这种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无反抗能力，也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中国民衆与官府的关系，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这两本书中都有极爲精当的分析。那些“元规则”与“潜规则”至今还在支配中国社会，并未成爲历史，“出售英雄”的戏剧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断重演，只不过出场的人物与时代有所变化而已。
第二，民衆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化暴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使用个人暴力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物件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并非有能力保护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前几年轰动一时的张君犯罪团伙，虽然声称自己是报复社会不公，但其受害者却没有任何人曾经施害于这个团伙的任何成员。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体制化暴力催化了个人报复性暴力。
（二）另类“政治退出机制”与精英集团行爲短期化
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冲突日益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恶化、道德秩序崩坏的社会里，穷人感到绝望，富人感到担忧，几乎没有多少人有安全感与幸福感。于是今天的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爱离开母国到他国“寻找幸福”的族群。这种对外开放带来的移居国外的机会，无异于给中国的贪官污吏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这个“退出”，不是指他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退出权力中心，而是指他们在凭藉权力资本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后，退出这个被他们折腾得千孔百疮的中国。因爲有这一“政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没有政治责任感的统治集团。
中国的官僚阶层通过“内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学者和民衆不知道的社会经济真相，他们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继续捞钱的方便场所而已。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等、新西兰、加拿大等将吸收中国留学生作爲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举措，就是因爲中国有著庞大的出国留学需求。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发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其中不乏让子女借读书之机出国“打前站”者。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麽中国精英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投”了什麽样的“票”。
这一“政治退出机制”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几乎可以用近年来在海外定居的中国大陆人的数量与资本外逃数额作爲衡量指标。被中国政府与民族主义者詈骂有加的美国则成爲中国精英们到国外定居的首选，它那富饶的东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滩，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总会在这片海滩上留下几片贝壳。如今，迁居这些地方的中国新富们如同过江之鲫，汇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爲。
由于这种另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两大精英集团的成员不必再与本国人民共同承受必将到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共用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对统治集团来说，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维持眼前的政治社会稳定，将目前政治体制所赋予的权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积累“退出”所必须的本钱。因此，精英集团成员的行爲明显的短期化。
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中国既然不再被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员视爲家园，他们自然也不必再爲过分压榨而産生后顾之忧，中国历史上有关统治者与人民的传统“舟水理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约束作用。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攫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
★俺的简要总结
陈志武、许小年的文章，论述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王力雄、何清涟的文章，解释了朝廷不可能主动搞政治改革。
综上所述：伟光正在天朝搞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已是进退维谷，逐渐步入死胡同。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若政治制度不公平，则经济改革无意义——谈谈天朝这个大赌场
聊聊天朝的政治体制
谈革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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