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为了让列位看官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俺开始写一个《谈谈三年大饥荒》的系列博文。
★《余习广：大饥荒中吃人饿鬼——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再调查 @ 新浪博客》
1959年~1961年大饥荒期间，天朝发生了无数起真实的“人吃人”惨案。其中典型的例子是【湖南澧县农民刘家远】。
他杀死亲生儿子还没来得及吃掉，就被公社书记发现。之后刘家远被抓去游街示众并公审，最后被枪毙。
下面这组照片来自于湖南澧县档案馆的官方网站。（由于照片过于恐怖，该网站后来已经撤下这张照片）
为了永久保留历史的证据，俺把照片放到 Google 的图床上。做好心理准备的同学，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查看照片。
在我进行大饥荒重灾区百县调查中，接触到的各地饥民吃人肉事件档案材料和知情人所说，非常普遍，杀害亲人吃肉案件也有不少。澧县也有饥民饿不过，悄悄搞死人肉吃的。但是，像刘家远这样“杀子食子”案件破案后，在其杀子尚未来得及吃食情况下，公社书记喝令刘家远“当场吃给我看”，以“夯实”罪名，并指示将其和死尸即物证在全公社游乡示众；抓到县城后，县委又将其和死尸即物证游街示众者，组织万人大会宣判，枪毙后死刑布告在全县各地张贴的情况，广泛的社会影响，是我发现的唯一特例，在大饥荒历史研究中，具有极典型的意义。
我所接触到的案件中，其它地方案件上报后，县委和公安部门一般马上将案犯抓进监狱，将案件改头换面，以“破坏尸体”罪判决。如信阳惨案揭露后，路宪文在“民主革命补课”的“集训队”里，因揭发他亲自将“吃人肉”罪，改为“破坏尸体”罪，以“掩盖罪行”时，他交待说：全地区被抓进监狱的吃人肉者“上千人”，想到“在自己的领导下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党抹黑，怕造成恶劣影响”，为“掩盖自己的罪行”，所以才指示该罪名。商城县委书记张念仲，交待将“吃人肉”罪，改为“破坏尸体”罪时说，“在我的领导下，发生这样骇人听闻的案件，怕影响不好，怕上级知道后无法交待，也怕后人评说。”以掩盖人吃人的事实。
我问原澧县人委会的一位长辈：“其它地方都在掩盖人吃人，为什么澧县把刘家远案，用这么大规模的形式，搞得惊天动地人人皆知呢？”
这位长者告诉我，恐怕公社书记是要“破大案”，逼着刘家远吃几口，才能造成把罪名搞大点、破大案、立大功的落案事实。而县委书记马玉书，南下干部，大老粗，霸道蛮狠。他脑袋里，怕也和毛泽东一样，想不到“人相食，要上书”的！他只想到要拿这个案子，来威懗其他饥饿中的老百姓罢了。想不到几十年以后，你会来写这件事，将它写进历史！
1、刘家远其人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经常给我们一些小伙伴惊心动魄、夜来恶梦搅魂的恐怖感，和夜间一见迎面过来长得凶神恶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扭头就跑的心里障碍。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虽早已失去了曾经八百里烟波浩渺的气魄，但一片片淤积平原养育着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儿女。澧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田里出产粮、棉、油、丝、麻，湖中盛产鱼、藕、莲、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则湖中的出产尽可让人们得温饱而有余金。如东人的富足，着实让澧州人为之艳羡。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刘家远杀害亲子食子案，却又着实让惨案频仍、业已见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为之震撼和悲哀。
据立案材料和中共澧县县委的上报材料：
刘家远是原如东公社牛张大队人。材料称：他一个老实人。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年，他复员回乡。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
刘家远人很老实。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
1957年，刘家远取了个“拖油瓶”老婆，是津市段家湾人，带来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当年，女人为他生下个儿子。刘家远很喜欢小孩，平常对几个侄儿子都非常亲。这下终于了结了“延续香火”的心愿，他着实开心了好些日子，乡亲们还记得他为儿子办“百天”，请了几个亲戚吃酒的事。
2、如东公社“五风”与刘家远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的“共产风”在全地区都是有名的厉害。而庐山会议后，全县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共产台风”。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
“这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五八年公社化后起，到这次整风整社运动开始止，才平息下来。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刮的‘共产风’，折合金额达到3812万元，相当于三年农副业总产值（15732万元）的23%；其中光是刮的社员个人的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246万元，相当于五九、六0年两年分配给社员部分的30%。其中包括集体土地29563亩，社员自留地24307亩，房屋123960间，各种农具3823837件，现金2699000元等，每户平均90.4元,人平24.77元。特别是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最使社员伤心和恼火。社员形容那种情况是：“公媳同房，帐子做墙，说话为难，洗澡过关。”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全社“一平二调” 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72076元，每户平均106.8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如东公社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据张琢在一次整风运动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如东公社的干部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法西斯统治，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扣粮、斗争、“辩论”、罚吹西北风、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粪、儿打娘、敲牙齿、针缝口等。公社成立劳改队，有的大队还成立了改造队。开辩论会的时候，先把积极分子教好，让他们起带头作用，然后干部吹哨子为号，一起涌上去打，哨子控制节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声音大就打重，吹得轻，就打轻点等等。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
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骑。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而刘家远人菘货馕，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声。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
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事，连老婆都护不住。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他嫂子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
3、县委调查材料及知情人所说的案情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 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1959年春荒以偷盗集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干部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5斤多谷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
据澧县县委上报材料称：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湖北公安县（毗邻牛张——引者）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材料称：1960年春节前后，他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这天，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直呻吟，眼看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几刀就把儿子杀死了，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县委调查材料称：刘家远将煮好的孩子，“吃了几块”。知情人告诉我：刘家远把儿子吃了一餐，在审讯时还说，好几年以来，他是那天第一次吃了一餐肉。
我在2011年的再次调查中得知，刘家远把儿子吃了几块，是干部刻意人为的事件。刘家远杀儿子后，还没有来得及吃就被人发现报案。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报案。
据澧县公安局的审讯材料：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4、报案人叙述刘家远“杀子食子”案
2011年4月，我通过同学关系，找到了刘家远的侄儿、该案的报案人之一刘生涛，他接受了我的采访。其所述事实，与官方文件及公社干部和其他知情人所说情况有所出入。
刘生涛说：我叔叔其实最喜欢小伢，对我们这些侄子喜欢得不得了，平常出门都带起走的。
当时没得吃的，婶子还带了个小女儿，一家四口，一餐两小钵水发饭，没吃的，实在过不去了，婶子天天吵架，过后就带她自己生的9岁的女伢，跑回娘家津市段家湾去了，把女娃丢在家，自己到湖北公安那边去了。
叔叔自己带个一岁多的小伢，没得吃的，没办法，只好带小伢往外跑找吃的、找婶婶。先是跑到湖北那边，那男人看人家屋里来找，婶婶也烦不过，回段家湾去了。父子俩也没捞到吃的，又到段家湾找婶子。到了那里，又多了两张嘴吃饭，婶子也是在娘家吃她姊妹脸色的饭，哪么搞得拢来？不管他怎么讲，反正婶子要离婚。
腊月二十三他回来了，俺姆妈问他怎么回来了？他说她不要我了，离婚了。婶子能干也没得用，都共产归集体了。
那时候吃食堂，没饭吃，饿得都没得办法。俺屋里大哥当兵，剩五姊妹（方言，兄弟姐妹），加父母亲，一家七口人。每天到食堂里打两小钵水发饭回来。俺几姊妹就出去搞点菜、野根子回来，姆妈放在锅里一和，大家再吃。60年我九岁，天天出去挖野菜、寻草根。家里人饿得个个喊头昏，病病痨痨的。
叔叔两个人，一小钵水发饭，给伢儿吃都不够。记得天天吃饭的时候，他就抱着个伢儿，坐在边上看。俺也没得吃，也给他吃不了。天天天一黑，他就把个伢儿抱过来，看我们吃，看一会他父子两才走。都没得法。
他屋里长期没吃的。别人还下湖挖藕、找野菜，搞点吃的。他抱个伢儿，也动不成身。也是饿的得浮肿病，走路都歪搞起。那个伢儿也是饿得皮包骨，只剩一低低（方言，发di dia音，点点）。
没吃的不说，他那个屋子也四处见风，也是真可怜。你问怎么回事？
他屋是土墙瓦顶木板壁。干部瞎指挥，喊“一年要插四季稻”，十冬腊月田里就要下谷种。田里结冰，干部就把各家的板壁拆了，竖在田堪四周挡风。刘家远到外头跑了几个月，回来只剩下个屋壳子。一床破被絮，父子两个盖了上身露下身，屋里头冰冷的。看到好伤心。
他回来十天，腊月二十三回来，正月初三就出了这么个事。是我姆妈和我发现报案的。
当时“大干水利”，队里人都上堤修工程去了，湾里只有我姆妈带湾里的十多个小伢。那天俺屋里的鸡不见了一只，俺姆妈怀疑是不是俺小爹（方言，发dia音，叔叔）饿极了偷杀吃了，就带起我到隔壁他屋里找。
他的门是用剩下的大柜一挡，俺就使劲推。推开进去，他就把个伢儿往被窝里一蒙，屋里几块砖垒的灶上，甊锅里在煮东西。俺姆妈怕他煮的是鸡子，上去把被窝一把拉开，滚下个没脑壳的伢儿。脑壳煮在甊锅里。
俺快懗死去，腿肚子都抽筋。俺姆妈也懗得不得了，就往外头退。
刘生涛回忆说：当时俺姆妈看他连自己的小伢都杀了吃，生怕他把屋里带的十几个小伢也弄了吃，赶紧去报案。
那天正好队里陈克建吃食堂死了，队里从堤上派了8个人给他出坟，正在挖坟坑（我丈量过，就在刘家远家二十多米处——引者）。听到姆妈喊“杀伢儿啦！”给出坟的杨祖万一讲，他就带几个人来。
冲进屋里的时候，他还在灶门口烧火。就这么一会儿，刘家远已经把伢儿杀成几大块，放在甊锅里煮起了。
杨祖万问他：刘家远，你在搞么得？！他说：哎呦，我把一个死猪仔弄来吃的。
几个人用绳子把他反捆起，用抬屍的杠子从背后一串，一边抬起到公社，一边就去报告。甊锅是一个剃头匠拿起走的。
我问他：材料上说，他把小伢吃了几口，是怎么回事：
刘生涛非常沉重地摇摇头，答：不是那么回事，是公社领导祸害的。
人捉到公社后，公社领导先审的。当时伢儿还没吃，公社书记张先其问他：你把伢儿杀了准备干什么？他答：饿了，想弄来吃；张先其一拍桌子，喝道：那你吃给我看！刘家远起身扯了小伢吃了几口。讲起来真的过不得！然后在全公社各公社游街示众。
公安局的人带了好多民兵来现场，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瓦罐坛子里有半升谷头子（不到半斤）。公安局的喝问他：“有谷子吃怎么还要啥伢儿吃？”刘家远答：“两父子，全部家当就是这么点谷头子，哪个都吃不得。”
公安局的枪毙他，我去了，开过万人大会，宣判后就往坡上一拖，打了7抢。后来公社通知俺屋里，把他弄回来，埋在老屋边上了。
他二哥刘生清补充：打了7枪，人打死之后，公社书记张先其从腰里掏出他的小手枪，上去又补了一枪。不知道哪么搞的，人打死了，当兵的上去又在他阴裆的用枪捣了十几下。
陈世培是当时押刘家远游街示众者之一。采访中，老人家的表现很有意思。他小女儿是低我一年级的同学，女婿是我的好朋友。原来他讲好要说的，结果我才北京赶到澧县，怎么动员，他都推脱“年纪大了，记不得那些事了”。女婿揭发他“昨天还讲得蛮清楚的”，逼急了，老人家就喊：“那是毛主席政策搞的事，我哪么讲得的！”他屋里专门有一间房，供毛泽东塑像，常年不断香火。
后来听女婿说。他孙子要考研究生，还要我帮忙，老人家马上改口，把看押刘家远游街示众的事说了出来。还说他四女儿看了那个甊锅里煮的伢儿脑壳、胡萝卜，从此一辈子不吃胡萝卜。
陈世培还说：那时候死人多了，也没人把死人当回事。大搞积肥运动的时候，澧县澧西、如东、澧南几个公社，还把死人挖出来，用大锅炖起来“熬化肥”。城关镇边上就有死人“熬化肥”的锅灶！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生涛说：公安局枪毙他，我去了，那天从车上拉下来，上午在牛张小学那个操坪里开的宣判会。会一开完，几个当兵的把他押到坎边，开过万人大会，宣判后就往坡上一拖，打了7抢。后来公社通知俺屋里，把他弄回来，埋在老屋边上了。
他二哥刘生清补充：打了7枪，人打死之后，公社书记张先其从腰里掏出他的小手枪，上去又补了一枪。不知道哪么搞的，人打死了，当兵的上去又在他阴裆的用枪捣了十几下。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据老人说：“当时布告一贴出来，家家户户、大人小伢，都讲吃小伢案！”
该案给我和身边的几个小朋友的童年，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一到天黑，只要看到个子大的人，我们扭头就往家里跑。
大概直到1964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我们永远的恐惧和心痛！
★《大饥荒——自然灾害成了人祸的替罪羊 @ 网易》
这是网易在前天（5月3日）发的一篇文章，揭穿了“三年自然灾害”这块【遮羞布】。假如你也听信“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此文值得一看！
不得不感叹：真理部的手真快，此文发出才2天就被和谐了。好在俺的手更快，已经事先保存到硬盘上 :)
以下是全文，大伙儿慢慢看哦。
从乌克兰饥荒到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再到不久前发生在“非洲之角”的饥荒。“天灾”被想当然的当成了导致大多数饥荒的原因，但事实上，在1900年后，致死人数最多的几场大饥荒前后都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一些饥荒发生时的气候状况甚至可以用“风调雨顺”来形容。
在现代，致死人数最多的几次大饥荒都不是由严重的自然灾害引起
在古代，自然灾害与大规模的饥荒的确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在现代，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引入和货物运输变得更加便捷，已经从技术上根除了自然灾害引发大饥荒的可能性。发生现代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与有效地获得粮食。
1990年以后发生的几次大饥荒，很好的佐证了阿玛蒂亚的观点。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1933年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这场饥荒至少造成了250万人因饥饿死亡。而根据《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 1900~1990》对近100年苏联气候的统计，发现在当时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虽然有旱灾发生，但并不是大范围和异常的，而且粮食的减产数也无法和饥荒致死的人数相对应。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目前对这三年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还有争议，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致死人数在1600万~4000万之间，CBC NEWs 也在2010年10月的报道里将这场浩劫评为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灾难。撇开致死人数的争议不谈，从一些文献记录的细节里，仍可看出当时灾难的严重程度。《李治国：大饥荒年代的投枪行为》中这样形容那几年的状况：“人们每时每刻都处在饥饿中，见面时的主要话题就是‘吃’，俗称‘精神会餐’”。邮局柜台上放的帖信封的糨糊都会被饥民偷吃舔光。更严重的，根据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的《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报道，在甘肃通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官方的数据也透露出了当时人道主义灾难的严重，根据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情报告》，在1961年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全国有3039万人严重营养不良，卖儿送女的案例发生了666000起。
但造成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的凶手并不是自然灾害。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1990年撰文《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大面积的持续灾害在统计学上可能性很低。查阅国际灾难数据库（The OFDA/CRED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也证明了他的观点，在这三年中，除了1958和1959年分别发生在河南、华东地区两次洪水和局部地区的干旱外，没有找到1959-1961年有异于往年的全国大范围的灾害。即便根据官方的数据，1981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也同样表明“自然灾害说”站不住脚，《年鉴》显示1957年全国成灾耕地面积是1498万公顷，而“三年困难”时期开端的1959年的耕地成灾面积只有1373万公顷，还低于1957年；之后的1960年和1961年虽然成灾面积超过了2000万公顷，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1963年的耕地成灾面积同样也超过了2000万公顷。对《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和《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中120个水文观测点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学者金辉甚至认为这三年的天气甚至较常年还要好。特别是四川省的统计数据：1958年四川粮食产出增加了5万吨，可当年的死亡率却由 1.21% 上升到 2.52%！四川虽然在1959与1961两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较大，但是比1966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还要少 30% 左右。可在1966年四川并没有人口并没有负增长，而1959到1961年在四川却连续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当然，这样的案例也不局限在中国和苏联。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严重饥荒，有435万人沦为饥民。人们普遍将饥荒的原因归结于洪水造成的农作物大面积减产，但奇怪的是，根据S.R.SEN对1974年饥荒的调查发现，当饥荒爆发时，正是孟加拉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1974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长13%，连人均粮食产量也增长了5.3%。2010年发生在尼日尔的饥荒也是如此，当年，该国发生了干旱和蝗虫入侵，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只比5年来的平均水平减产了11%，并非不可收拾，却使得全国四分之一的的人口，即360万人无粮可吃。
决定饥荒严重程度的是人，不是自然灾害
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博士曾说过：“营养不良是贫穷落后的结果，而饥荒现象则是地缘政治的产物。”现代的饥荒正是如此，每一次大饥荒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
还以“乌克兰”大饥荒为例，在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时。因为消息被严密地封锁，宣传机构和官方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对饥荒均矢口否认，使得外界根本不相信饥荒的存在。在灾区外，人们依旧过着像以往一样的生活，在欧洲的人们甚至还吃着从苏联进口的粮食。饥荒发生时访问苏联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说：“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我可以证实，俄国的粮食供应在我旅行期间比任何时候都好。”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于也在1933年，就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而在灾区内，有至少250万人死于饥饿。
“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情况也类似，当时粮食分配极度不均衡。城市和农村之间，因饥荒而死的人数差异巨大。跟据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的调查，在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死亡率由 9.22‰ 上升至 13.77‰，三年时间仅上升 4.55‰，增幅为 49.35%；而同期农村人口的死亡率则由 12.50‰ 上升至 28.58‰，上升近16.08个千分点，增幅高达 128.64%。以灾情较严重的安徽省来看，1960年官方的死亡率数据为 68.6‰，而1957年的死亡率仅为 9.1‰，这意味着安徽省仅仅1960年每100人中就有6个人是由于食物不足而死亡，而上海1960年的死亡率仅为 6.9‰，与正常年份相差无几。
自然灾害没有异于往年，地理因素也无法解释受灾程度和行政区划直接相关的现象。可见，造成这种现象的两个主要原因都是人祸：一方面是1955年3月确定的统购制度，当时政府对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该政策规定凡完成派购任务且还有余粮的农户为余粮户，国家要对该余粮户的余粮进行统购。另一方面，根据彭尼·凯恩1993年出版的《中国的大饥荒》中的记载，当时因为浮夸，很多地方小麦的亩产吹到7000斤，水稻的亩产更是被吹到10万斤以上，1958年广西环江县在放了一个水稻亩产13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虚报的产量和“统收统征”的粮食征购制度结合，使得各地只能通过强征粮食来完成浮夸出的“政绩”，把农民的口粮、救命粮甚至种子全部征收一空。在1959及1960年的粮食征购率达高达 39.7% 和35.0%，远远高于其他年份。
比起饥荒中的城市和农村口粮不均，更离谱的是多征集上来的口粮，还有很大一部分用作了出口。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59年在全国性饥荒已经形成的情形下，中国总共出口了22.61亿美元的物资，其中粮食出口了415.75万吨，比1958年整整高出127.41万吨，这个粮食出口量直到1985年才被超过。
总结以上的案例和数据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缺粮”，所谓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进而造成大饥荒就是一个谎言，自然灾害一直被当做了引发饥荒的“替罪羊”。
★《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年至1961年气象水文考》
（此文转载出处：《方法》杂志1998年3期）
金辉是研究大饥荒的学者。他通过调查论证——大饥荒的那3年里，并【没有】特别大的自然灾害。
当然啦，“风调雨顺”的说法略带夸张，有“标题党”的嫌疑 :)
一
“三年自然灾害”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灾难，都会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导、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说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话语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它甚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亲身经历的烙印。
虽然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在当时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主要不是因为自然灾害，但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旦成为习惯说法，重复几十年，便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以至人们会不自觉地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严重的洪水、乾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二
80年代起，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似乎为“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供了具体而权威的证据。请看笔者摘录的表1.
表1 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说明一下表1对年份的选择。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外，还摘录了其前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1962~1964年，同时又选了气象界和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
从表1看，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灾年。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灾害的后果——粮食减产。从1959~196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 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 15.6%，只有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 74%。自然灾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若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 30% 以上”，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而只是“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步增长。
如果除去1959~1961年那三年，从1949~1983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基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 这4个年头的产量比上年稍有减少，减产的幅度高者为 4%（1968年），低者为 1.3%（1977年）。上述各年的成灾面积，1972年为1718万公顷，1977年为1516万公顷，1980年为2232万公顷（1968年的数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灾面积，或者说灾情至少比1959年严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 100，则1956年为 68，1957年为 67，1962年为 74，1963年为 89，1978年为 97，1979年为 67，1981年为 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 72。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但这些年的粮食总产量不仅没有比上年减少，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个年头中，有6年都是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好水平。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
三
其实，从气象水文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份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统一划分为5个等级，即“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4度”偏旱，“5度”为旱。笔者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综合整理为表2，选择的年份与表1相同。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表2对原表中的旱涝等级做了符号意义上的对应调整，其中：涝由“1度”改为“-2度”，偏涝由“2度”改为“-1度”，正常或旱涝相当由“3度”改为“0度”，偏旱由“4度”改为“1度”，旱由“5度”改为“2度”。一般而言，“-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
表2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乾旱”，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2显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
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
1959年总指数为 -9，平均指数为 -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 +11，平均指数 +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 -1，平均指数 -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站”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站数的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站”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都可以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 +27，平均指数 +0.208）和1958年（总指数 -21，平均指数 -0.175）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溢出 ±0.1，三年总平均指数仅为 +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我们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 -79，平均指数为 -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另外还有29个偏涝的“-1度站”。 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分别高达 +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 +0.792和 +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偏旱的“1度站”还分别为34个和35个。
我们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大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四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笔者认为，《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比《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更能准确地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 30% 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灾害却铺天盖地地笼罩了全中国。它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指出：“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份析研究小组，国情系列报告之一《生存与发展》）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本文仅论及三年灾难的自然层面因素，至于它的非自然因素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等等，容当另论。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谈谈三年大饥荒》（系列）
《关于抗日战争——谈谈真理部对抗战历史的篡改》
《谈谈真理部对朝鲜战争的忽悠》
《看看真理部是如何 PS 照片的》
《每周转载：关于真理部的几篇旧文（网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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